中国大学之殇之学术篇
文 风灵
传统的大学归根结底应该是一个研究机构，教育只是它的副产品。因此，我把学术放在教学之前，先对大学的灵魂——学术研究状况进行分析。
作为研究机构的大学，它的产品是思想，其使命是为整个社会提供理论支持，提供知识创新。很多人认为，中国大学创新不足，研究薄弱，未能承担思想生产者的重任，砖家、学者、教授笑话百出，成了茶余饭后的嘲弄对象和段子来源地，对社会实践无足轻重。但若真这样以为，就大错特错了，千万不可轻视中国大学的研究成果（注意：不是科研成果），其作用远远胜过了普通人的想象。
必须明确的是，因为最根本的哲学基础（马克思主义哲学）已经给定，因此中国的研究机构和研究者基本不致力于哲学基础理论的发展，真正的哲学研究在中国可谓一片空白。所有学科的基础已预定，在此之上分为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。
自然学科的情况比较简单，同样不重视最基础的科学思想创新，研究领域涉及的主要是应用学科，尤其是工程技术学。功利目的非常明显，为那些展示优越性的宏大工程提供技术支持，比如两弹一星、三峡工程、神舟计划、航空母舰等等。完成这些工程看起来仿佛是价值中立的。其工程的决策权并不在工程师（比如要不要上马三峡工程），而只能在给定的工程下，讨论采用什么方法来建设。因此，为何不重视基础科学的研究，不发展科学思想（基础科学思想天然有形而上的性质），也就不言而喻了。至于能够商业化的实用技术，不必研究，山寨就行。
社会学科的情况较为复杂，但能称之为学术的东西其实也只有一种，我拿不定主意该叫做解释学还是洗脑术，解释和洗脑是缺一不可的两面，不能偏废。最后决定发扬国学传统，暂且称之为教化术。
教化术主要有两个方面，一方面运用各种理论知识，为当今的行为提供合理性解释（而不是评价和批判）；另一方面，以这种解释为教义，向学生和民众宣讲教育，以收服从王化之效。此外，还有少量谋士，对当今建言建策，是对第一方面的发展，但这只属于国师级的人物，一般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无缘染指，暂不多言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有部分自然学科研究者也从事此类工作，比如以价值中立的方式解释PX工厂安全绝无风险可提升空气质量，吃点苏丹红没啥了不起，三聚氰胺对成人没有影响，等等。但并非是自然学科的主流，故以下以社会学科为主要分析对象。
发展和运用教化术，几乎是中国大学中社会学科研究的全部意义，其作用之大，如何评价都不算高估。因为，从长久来看，改变社会的是观念，而不是武力。正如人的四肢是听从大脑的指挥，社会的行动也是听每个人的大脑指挥，其呈现的合力便是受社会主流观念影响的行为。而任何人都有为自身行为提供合理化解释的本能，如果行为被证明是错误的，就会有纠错的内外压力，导致指导思想改变，进而改变行为。
在改革开放之前，本土社会学科意义未现，长期受到压制，因为那时候还有现成的理论可以拿来就用。“马恩列斯毛”，马恩列斯全部都是泊来品，本身体系也较为完整，而“毛”的理论虽然需要御用班子进行研究和阐释，但当时社会生活尤其是经济生活十分简单，社科能施展的范围十分有限，御用班子仍只类似于谋士军师的角色。教育大众则只需要明白有力的口号，不需要深入细致的分析。
但改革开放，尤其是走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”道路，建设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”以来，对本土社科理论的需求爆炸性增长。不管怎么说，“中国特色”和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”的提法都是中国原创的，国外没有现成的东西可抄，需要加工、整理、“升华”、“提炼”，各种“改造”以“本土化”。而且由于这一场改革改变了社会结构，涉及方方面面，复杂程度非往昔可比，上到中国梦，下到蜗居房价，大事小事都需要理论支持，相应的学科（例如我较为了解的法学和经济学）即蓬勃发展起来。
解释性研究现在已呈现一种较为成熟方式，例如，课题招标即是其中重要的一环。网上披露的中国社科院的一些招标课题，看上去荒诞不经引人发笑，比如“西方言论自由虚伪性研究”，但其实他们是认真的，这些正是需要提供理论支持的重要命题。以招标的方式承包给各个研究机构，从中选出最切合“实际”最逢迎“上意”的成果，择善而从之。
通过课题招标、职称评定、学术点建设、211、985工程等控制资源投放的手段，官方成功地激发了大量研究者参与“教化术”的主动性和“创造性”。以类似市场竞争的方式运营教化术，是“二桃杀三士”的现代新版，堪称我国的重要本土贡献。虽然因为市场经济必然导致的思想分化，有些体制内学者教授“剑走偏锋”，打打理论擦边球，仿佛取得了一定效果，谈一些与国际接轨的普世价值，其实也不过是吸鸦片似的自我安慰而已，无损于基本格局。
本文中我无意批评学者们的这种立场。但是，官方这种姜太公钓鱼的方式，与上世纪80年代自上而下提供理论资源来驯化学者，例如煞费苦心“反资产阶级自由化”却收效甚微，其效果不可同日而语。
课题的层层设计、分解和招投标，使得绝大多数政府行为（包括地方政府行为）和社会问题都得到了理论上的合理性包装，将亿万蒙昧人民笼罩其中，确实发挥了为全社会提供思想理论的作用（哪怕是十分拙劣的理论）。能在改革开放后，尤其是90年代以来，不算长的时间内，建成覆盖如此之广的特色理论之网，实在令人惊叹。
优秀“成果”被编写为各级各类教材，得到固化和强化，成为最重要的教化工具，实现了教化的系统化、整体化。
这张特色理论之网虽然论出多门，而原始的哲学基础又已坍塌，四处都是漏洞和矛盾，看上去不堪一击。但因其非常广泛，涉及政治学、法学、经济学、语言学、文学、历史学、社会学、教育学……全面开花，几乎无远弗届，简直是人海战术的翻版。好容易击破一环，还有千万重的包围等着你，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那抽刀断水水更流。
况且，各科特色理论的主体毕竟经过挑选的“研究成果”，强词夺理中自有三分歪理，十句中再掺几句真话，足够让大多数人晕头转向。学生从小到大没有哲学形而上的指导，没有建立方法论认识论，缺乏常识感，知识碎片化严重，而扼杀思想的应试教育与这些教化理论的配合得又可谓天衣无缝，在长达十多二十年的全天候流水线上，不在这里掉下去，就在那里掉下去，躲得过初一，也躲不过十五。大学生毕业后，其人生观世界观基本定型，除非拥有非常的学习兴趣和好奇心，能独立思考阅读，收集并鉴别资料，否则再难以真正消解多年“狼奶”的毒素。此后，大学毕业生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“知识阶层”，又再去影响他身边的人和他的下一代，实现教化的自主延续。
此外，以教化术为核心，通过出书、撰文、讲学、采访、顾问、咨询等种种方式进行包装，占领了绝大多数媒体和出版领域，将“研究成果”辐射全社会，持之以恒地深入人们心灵。从较为激进的时政文章，到貌似理性的心灵鸡汤，从艰深晦涩的学术专著，到耳熟能详的“丈母娘推高房价”，以及众多受到潜移默化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，无一不可看到“理论成果”的影子。
这些年来，成功地唤起全社会经久不息的民族主义情绪（我上大学那会，还是中日亲善呢，短短几年，风向就彻底变了），引导反自由反民主反普世价值的思潮，为国企垄断洗地，为国进民退管制经济正名，以中国的“能动司法”理论指导司法实践，等等，即是显例。
近年网络舆论呈现一定的自由度，每天都揭露出各种负面消息，但哪怕轰动一时，多是投石于水，泛起几圈涟漪即消失不见。因为现象是一回事，对现象的解释又是一回事。信息化时代，即使不能完全控制现象的披露，也可尽力垄断对现象的解释，以统治头脑，而这正是理论的作用。
总之，中国经济制度改革开放后，社会生活处于巨变之中，主流思想观念反而能日趋保守并保持统治稳定，以中国大学为主的社会学科方面的“研究工作”可谓功不可没。
参见哈耶克《自由宪章》，第567页，“在十九世纪，尤其是欧洲大陆上的大学事实上发展成一些研究机构，在那里最多把教育当作研究的副产品来提供，而学生是靠给具有创造性的科学家或学者当学徒来获得知识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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